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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曾东元：黑龙江彼岸的异国本站

　　曾东元，男，大学学历。1969年3月赴黑龙江省同江市插队杭州知青，后在村小、公社中学、同江二中、重点高中任教；1983年底调回杭州市短暂任教，后在江干区教育局、组织部担任领导工作；1986年底起先后在下城区、西湖区担任组织部长、区委、区长，区委兼主任；2002年3月任市政协，2005年初兼市委部长，2012年9月退休。曾兼省社区研究会会长，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曾获同江市劳模，浙江省绿叶奖，全国科教兴国丶社会法制先进工作者。现为杭州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2009年7月，我去黑龙江省同江市，参加《杭州知青从这里起步》的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及相关纪念活动。市政府安排我们下榻当地的涉外同鑫宾馆。宾馆后面有为客商专设的边境贸易市场，出于好奇，我们进入市场参观。市场有许多俄罗斯的顾客，有的在购物，边挑拣商品，边讨价还价；有的肩扛手提大包小箱，或是用小货车来回运货，也有的在市场内闲逛。俄罗斯人很热情，见到我们探视的目光，都会微笑着招呼一句“欧青，哈拉索”，或是“谢谢”、“您好”等半生不熟的汉语。

　　而后在同江逗留的几天里，不仅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周围，而且在同江市内，金发碧眼大鼻子的俄罗斯“老外” 随处可见，他们或是逛街、或是采购、或是自由地和当地人交谈，没有人感到新奇和异常。据说，由于中俄边贸开放，两国边民互有来往，每天都有数百到上千的人员流动量。好几个同江的小伙子到黑龙江对岸做生意，娶了当地的俄罗斯女子，建立了异国家庭。也有不少俄罗斯年轻人来到同江城打工挣钱，个别的还开办俄罗斯烤肉餐馆，当了老板。边境两边的政府旅游部门还互相开通跨国游项目，内地的游客只要取得当地派出所的护照证明，就可以由同江旅游部门办理出游签证，进行三——五天的短暂旅游，游览俄罗斯远东地区，包括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等大城市。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到同江支边耳闻目睹的一些往事。

　　1969年的春天，约1000多名杭州知青响应“屯垦戍边”的号召到黑龙江省同江县插队务农，我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的硝烟尚未散去，我们乘知青专列于3月6日从杭州出发，奔赴北大荒。车停哈尔滨站，知青们下车参加黑龙江省举行的欢迎大会后，一个偶然的原因，包括我在内的十多位知青因掉队而被安排搭乘一列临时专列前往佳木斯。这是一趟专为珍宝岛战役伤亡军人家属探亲而调配的列车，凑巧，我们与探亲军属同一车厢。车厢比较安静，车子启动不久，我们渐渐感受到弥散在车厢内的忧伤气氛，偶尔还能听到妇女的小声抽泣和男人的叹息声，一位记者在采访一位老大爷，这位老人沉默好一会儿才说:孩子尽了当兵的责任，负伤后部队很关心，俺没啥可说……”。车厢里的军属都知道自己的亲人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负了伤，但并不知道有的已经牺牲。悲情使我们心潮澎湃，似乎“戍边”卫国的味道更浓，而“屯垦”务农的份量轻了不少。

　　几天后，我们抵达同江，分散到各公社的生产大队安了“家”。渐渐地，我们也对黑龙江两岸之间的恩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860年前后，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从而侵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海兰泡、庙街、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我国疆土。地处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处的同江成了中俄边城。从此，同江城逐步发展成对俄商埠。并于1909年建立海关，验收自松花江到黑龙江过往船只的进出口关税。日军侵占东三省后，同江一带是东北抗联第七军的根据地。抗联依托黑龙江对岸的苏联，英勇地抗击日军的侵略和蹂躏，进行了青龙山伏击战等数百次战役。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同江成为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对日本关东军进攻的突破口。上个世纪中叶，中苏蜜月期，同江与对岸的下列宁斯克结成友好城市，两岸互通有无，群众自由往来，经常组织联欢。当时，同江有些病人急需动大手术，当地医疗条件差，又来不及往内地送，对岸的政府知道了，就会派快艇送来医生，或接送到对岸城市大医院救治。我插队的生产队，一位名叫辛志义的老农，就是一个来往两岸间的商贩，常以货郎担的形式从两岸经商赚钱。知青们喜欢听他讲讲对岸的事，他常常禁不住炫耀他的连比划带嘣几个单词的俄语本事，说那时候不打仗多好。实际上，许多同江当地人十分怀念五十年代黑龙江两岸的和平时期。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论战，冰冷的黑龙江水隔断了两岸的交往，黑龙江上的一些岛屿的边界争端使两国兵戎相见。同江境内的磕巴亮子岛，就是边界争端的焦点。1969年到同江支边的1100多名杭州知青，先后安排去边防驻守执勤的就有300多名。我虽然未能抽去值勤，但也经历了一次实弹的“战斗”。那是1969年 8月的一个夜晚，一艘对岸的小汽艇横冲直撞地向同江沿岸驶来，值班的武装民兵如临大敌，警告后又实弹阻击。当时，我在县城砖瓦厂打工，正酣睡时，突然被叫醒，到县中学操场紧急集合，并当场由人武部发了枪。大队人马在操场上待命，直到二个小时后才解除敌情。事后知道，过来的是一艘因故障而失控的汽艇，被俘的四人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一场虚惊。其实刚到生产队务农时，常常听说，每当夜深人静，村子四周地里会有敌特发射的信号弹。但当集合起民兵到实地搜索，往往无功而返。有一次，公社来电话，告知发现我们插队的安业屯东边林子有信号弹射出，大队支书聂桂林立即带领几十个民兵，赶到现场，搜索几近半夜，天亮时才发现一个巴掌大小的自动信号发射器，大家如获至宝，马上把这个“战利品”送到公社。后来，听说是对岸为扰乱我方人心，派特务潜伏到我方边境地区，在不同地点安放了自动信号发射器。

　　杭州到同江支边的知青，都是在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友好的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所学外语多数是俄语。大量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是苏俄文学作家的著作，如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普希金的诗歌等，带给许多知青长久的文学涵养。更不用说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的苏俄歌曲，如《三套车》、《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同生产队的知青张有理，赴同江前夕，一位女同学送他奥斯托罗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书的扇页写着：愿你像保尔柯察金一样在北大荒百炼成钢。以至于当时公社武装部的万喜全部长发现了杭州知青的这些兴趣，在公社全体知青动员会上大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大唱歌曲，多读毛主席著作。谁也不准再哼哼子的歌，子写的书一律上交。”许多知青听了，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对岸燃起战火，侵占我方领土，大搞修正主义，大家都不共戴天，想打一仗才解恨；但小时候长期的中苏友好和文化熏陶，对方又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那时已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标签）。总想探寻个所以然，什么时候“和平”了，我们到对岸去看看。

　　记得是当知青的第三年，我搭乘一艘名“同航”的客轮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街津口办事，轮船沿黑龙江下行，浩瀚东流的黑龙江水静静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这是一条宽阔的江河，有的江段宽得无边无垠，水天一色，只能凭水的流向和岸边的标牌才能判断航向，最窄江段的两岸间距也有1——2公里。我默默地望着对岸的江滩、沼泽、树林和起伏的远山……。船行约30分钟，对岸的下列宁斯克城逐渐进入我的眼帘，近处江边有一个大型的木材储运场，堆积如山的粗大原木，似乎望不到边，储运场后面是五颜六色的尖顶房，或四四方方的红砖楼宇，更远处有高大的厂房和耸立的烟囱。沿江不远还有铁轨铺设，一列蒸汽机车正拖着天蓝色的客车车厢在行驰。虽然见不到多少人，但城市似乎比较漂亮。缓缓地，下列宁斯克城随我们的前行而远去，同行的船员告诉我，主航道另一侧，常常会驶过“子”的船，采用内燃机动力，跑得快，而我方的客货轮多数采用老旧的蒸汽机动力。听了这些，我们几个知青感到不是滋味，只有沿江两岸不时出现的边防哨所，才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两岸现实的冷酷中。

　　苏联十月后，曾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即库奇马作词，杜那耶夫斯基作曲的《祖国进行曲》。歌词中有“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的呼吸”，“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给人很多遐想。然而，这却是当时莫斯科电台华语广播的开头旋律，那敲击木琴发出的清脆音响，那非常清晰的音符表达常常会出现在知青所拥有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多个波段调谐位置上。

　　在插队的岁月里，工作劳累，生活枯燥，环境艰苦，从杭州带来的半导体袖珍收音机就成了知青的钟爱，尽管从电台收听到的文艺节目大多是样板戏和歌曲，但也是一种文化享受了。慢慢地，我们生产队的知青几乎人手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们生活的安业屯距边境不过是几十里地，同时，对岸设置的对华播音电台不仅发射功率大，而且多波段，多频率不怕干扰。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搜寻电台时，偶尔会突然响亮地冒出莫斯科电台《祖国进行曲》的旋律或华语播音员的声音。开始，许多知青会吓得立即转动旋钮，日子一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会旋小音量听一听。那轻柔的播音语调，与当时我方电台斩钉截铁、威武庄严的播音形成了反差。莫斯科对华电台不厌其烦地播送，还真的勾去了一些知青的魂。其实，《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内容只是作者的一种理想，与苏联当时的现实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内容。而且在播音中，时常有攻击文化大，贬损知青上山下乡以及吹嘘苏联的内容。这对于多数知青是不能接受的，但对一些处于迷惑与彷徨中的知青，尤其是个别意志不坚定，对对岸心存幻想的知青，又怎么能分辨真伪和是非呢？在边境地区插队的杭州知青中、曾先后有绥滨的姐弟俩，抚远和同江的两个男生，以江上泅渡或冰上偷越的方式去了对岸。是幻想“自由呼吸”，还是有特殊的个人家庭背景就不得而知了。尽管对岸收留了他们，却并未使他们能“自由地走来走去”，实现他们梦幻般的“美好”，听说结局都很不如意。

　　“春风吹绿江南岸”，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春意盎然，也使黑龙江两岸的“冰封”迅速解冻。记得是离开同江的第八年，1991年5月我带队去同江参加中俄边贸洽谈会，中方参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展出的有服装、食品、五金、家电等商品，以轻工产品为多；俄方派来了盛大的代表团，不仅有商贸组团，还有歌舞艺术团，商品有木材、矿产、及军用小刀、望远镜等，以资源性或军转民用产品为多。一个星期的活动中，同江大街上出现了不少高鼻子深眼的人“倒爷”，他们游览商场，购买商品，随带的购物包总是塞得满满的，常常引来同江市民好奇的眼光。我们内地去的客人，感受最深的是俄罗斯资源性产品的丰厚，再就是久违的俄罗斯洒脱飘逸的舞蹈和浓郁深情的民歌。热闹的七天过后，两岸内外的客商纷纷返程，同江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毕竟同江市区只是一个不足10万人的边城。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已经使离开同江八年的我觉得天翻地覆了，两岸的冷漠和敌视似乎从未发生过。

　　时隔十一年后的2002年，我再次来到同江参加赫哲族旅游节活动，我见到的俄罗斯客商和游人已不仅仅在边贸洽谈的会期中才现身，他们潇洒地在市内游逛，甚至到结交的市民家中做客；同样的，对于同江本地人、或者是内地游客，汹涌的黑龙江已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苏联最高领导握手言和；中国和俄罗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本世纪初，两岸有争议的边界得到勘定，并由此签定中俄边界条约。俄中友协主席、曾经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曾在签字仪式上表示：“中俄边界条约的签定，将两国曾经发生过和有可能发生的所有领土争端与不和彻底地变为历史，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与黑龙江两岸人民的和平愿望和友好的传统分不开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睦邻合作杰出的硕果。同江也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江的朋友告诉我，两岸的通商合作，促进了同江的繁荣。近三十年来，同江的边贸已遍布俄罗斯的二十八个州、区和共和国，俄罗斯4000多家企业部门与同江建立了经贸关系。与此同时，海南省三亚至同江的高速公路，哈尔滨到同江的高速铁路都已贯通，而横跨两岸的黑龙江大桥，经两国协商和批准即将动工。届时，一桥飞架天堑，内地与欧亚的又一连结通道就会在东北边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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